隋唐史：一行法师不但精通佛法，还知晓天文，做了大量天文观测
我们在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类文明历史中众多伟大的发明、发现，是由宗教人士完成的。曾经空前繁荣的阿拉伯数学，与伊斯兰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欧洲，最早探索出黑死病治疗方法的，也恰恰是那些传教士。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曾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对于上帝的迷信，更是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瘟疫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也会发现，火药的发明来自道士的炼丹术，而中国天文、数学、中医等各个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以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名录里，赫然写着许多宗教人士的姓名。唐代高僧一行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行之前的中国科学家中，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家的传承。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祖冲之，其家族就是世代从事天文研究的。如果说祖冲之因为出身所以必须投身科学的话，那么一行显然有更多的选择。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唐朝，精英阶层里精通天文学的人虽然很多，但大部分人仅仅是把天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而并非是一种毕生的追求。
比如一行的祖父张公谨，在天文学上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政治家。而一行不同，他有着投身仕途的机会，却坚决地选择了放弃。他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只有单纯和真实的科学向往。
从南乐到长安，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天文学。在当时长安的各种学术聚会上，他曾不止一次因为拒绝名流的邀请而得罪权贵。而同时，他对各类天文书籍的痴迷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每每与人谈论起天文学研究，他便滔滔不绝、乐此不疲。就一行青年时代的环境看，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一行的青年时代，武则天的武周王朝正如日中天，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更是独揽朝政，一度被当作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公元703年，武三思听闻了一行的大名，决定礼贤下士，开始蓄意拉拢一行。关于武三思这个人，历史上记录比较多的，是他心狠手辣。一方面，他专门拉拢一批名人结交，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另一方面，对不顺从自己的人，他进行坚决而无情的打击陷害。
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正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贪婪的人则幻想着借助他的高枝向上钻营。无心于仕途的一行自然是属于前者。但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违背武三思的邀请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接受他的邀请，则或许会陷入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在当时，以李显为首的太子一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门正斗得你死我活，最后造成让人痛惜不已的结局。一行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虽然简单却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投身于天文研究中，以自己的所学为苍生造福。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显然不能让他如愿。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初出茅庐之际就遇到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将会如何取舍呢？一行选择了一条谁都没有想到的道路—出家。关于一行出家的原因，历史书上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只说他为了躲避武三思的拉拢，逃到了河南嵩岳寺出家。因此史书也把他的这种选择，作为一种避祸的方式。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嵩岳寺是当时唐朝的名寺，一行逃到嵩岳寺后，适逢高僧普寂禅师在那里弘扬禅法，一行听后大为感动。这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的心态之一。因为政治环境的失意，他们需要寻求另外的寄托。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二十岁的一行经历了人生一场最大的变故，梦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他遇到了人生一道最大的壁垒。普寂的讲经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他送上了人生的一把钥匙。我们总把佛教看成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事实上，佛教的真正精髓在于修行而不在于参禅。佛教思想恰恰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科学有益的补充。最重要的是，在武则天崇信佛教的政治环境下，一行的选择可以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贴上一道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一行最初的想法仅仅是为了避难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对于佛教密宗思想的日益理解，他渐渐转变了观念，由一个学者成为一名得道的高僧。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行在佛教上的造诣不亚于他在天文学上的造诣。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梵文，并且翻译了大量印度佛教经文。《大日经疏》是集中体现他密宗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佛教论著中，一行对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思想做出了梳理性的归纳，并鲜明地提出了个人对佛教的宗教主张。他把密宗的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密宗佛教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密宗的宗师性人物，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出家后的一行起初随着普寄禅师修行，但是某一日，师徒二人邂逅了当时唐朝著名的藏书家尹崇。尹崇见到一行后大为惊叹，对普寂说“此子天资聪颖，非汝可教也。”于是在普寂的许可下，一行开始了漫漫求学的路程。他的脚步踏遍了大江南北，从嵩山到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处处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先后成为他师父的有天台山的至清法师和嵩山的悟真法师等人，这一段经历对于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研究中，佛教学派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佛教学派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但是因为门户的限制和地位的差别，这些思想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却迟迟无法与传统的中国天文思想相融。不仅如此，佛教学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更局限在各个学科与领域。唐朝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虽然中国儒家的大一统传统早已有之，但是唐王朝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学派之间的融合催生了一系列文明成功地诞生，也使各个宗教独特的思想观念融化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国文明这种以儒家文明为主体兼容并包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中，依然可以坚韧地生存下来并且保持生机，而一行，正是这一过程中的桥梁之一。
一行的特点在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学说，而在他的中年时代，他又系统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和佛教中关于宇宙与天文学说的理念。两种不同流派的学说在他的观念中交融，终于形成了他独特的天文观念。我们总把取长补短看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往往是可以夺天地之造化的智者。这漫漫的十多年时间里，一行的脚步走过了万水千山，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和权力人士的拉找，甘愿忍受贫苦和困顿的生活，在寂寞的旅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佛教和科学的真谛。
如果放到今天，一个富家子弟宁愿选择艰苦的苦行僧生活，在艰难的漂泊中研究学问，一定会被看作天方夜谭，或许也会被各个网站和新闻媒体大炒特炒。但是在一千年前，一行正虔诚地走着这一步，从一个少年成名的学者到寂寞的行脚僧，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沉重的代价：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繁华的城市，独自走在荒凉的乡间与清冷的山水中。我无数次地遥想着这位高僧跋涉的身影，青灯古佛下，他默默地朗读着经文；晨钟暮鼓中，他平静地翻阅着典籍万水千山中，他的脚步艰难地跋涉着，敲开农家的门，化一碗简单的斋饭。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正是这位智者的写照吧。一行有着丰富的科学理论造诣，他甚至把佛教思想也引入到了天文研究中去。但是同时，他更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可以做到如他一样如此重视天文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记录详细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
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不仅废弃了沿用长达八百多年的二十八星宿距离数据，还测定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到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宇宙的认识还是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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